明末之顺其自然

众所周知，明成祖朱棣当政后的一大壮举，是派遣郑和七下西洋。郑和麾下数以百计的大型海船，分别在南京龙江宝船厂及福州长乐建造。

朱棣及郑和相继去世后，下西洋行动中止，海船需求量大减，龙江宝船厂业务逐渐萎缩，取代其造船业中心地位的，是专造内河漕船的淮安清江督造船厂。

半世纪造船三万艘

当年造船需要大量木材，船厂本应就地取材，如明太祖洪武年间，供应辽东粮饷仍实行海运，除南京龙江船厂造一部分外，大多数海船由木材主要产地湖北、四川修造。明成祖永乐年间的漕船船厂规划，却放弃"群商四会，百木交集"的长江重要口岸芜湖和仪真(今仪征市)，反而选在远离原材料产地的淮安清江，这又是为什么呢?

原来永乐初年，江南民间征纳的粮饷，都是先经运河集中送到淮安常盈仓(漕粮四大名仓之一)，再由"漕军"转运北上。淮安地处大运河与淮水交汇处，南接长江，东近大海，为"江淮之要津，漕渠之喉吻"，对明朝的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，所以船厂选址有更高层次的战略考虑，木材采办之远近，反成次要因素。

当然，淮安的漕运造船业中心地位，并非一开始就确立的。永乐年间，明廷分别在淮安及山东运河城市临清兴建清江、卫河两船厂，清江船厂负责制造南京、湖广、江浙等南方地区的内河漕船，卫河船厂负责制造用作海运的遮洋船，以及山东、北直隶等北方地区的内河漕船。后来南北各地争相自行上马造船项目，与清江、卫河二厂竞争，经过近百年风雨辗转，各船厂管理日渐松散，造船质量参差不齐，甚至发生厂家中途拆旧船充数，或卖船卷款而逃的荒唐事。

直到明嘉靖三年(1524年)，经工部尚书上奏建议，决定裁撤临清的卫河船厂管理机构，将其下属的十八个分厂并入清江船厂，与清江原来辖下的京卫、中都、直隶三大厂并列，常年有工匠不下5000人(通常是征劳役，可以纳银代役，由船厂另外雇工)，每年造船量增至630多艘，成为明代唯一的国营漕运造船厂。其他地方造船厂，虽仍归属地管理，但计料修造，要受清江督造总厂监管指导。

永乐朝之后，漕运制度日渐完善稳定，到明英宗天顺年间(1457~1464年)，额定天下船数11700余艘(内河漕船为多，遮洋海船约500余艘)，"漕军"12万人以上。而当时由清江船厂监制统辖的船只，为6880余艘，接近总额六成。

据明代《漕船志》记载，弘治三年至嘉靖二十三年(1490~1544年)，清江督造船厂每年实造船只数量大体稳定，年均519艘，加上嘉靖初年并入的卫河船厂年均生产113艘，合计年造632艘。换句话说，在半个世纪里，这家超大型"国企"，至少有三万艘船出厂下水。

制造业先驱还是先烈?

接下来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:如此巨大的造船量，能为淮安带来多少"GDP"呢?

明代漕船又称"浅船"，因行走运河，需吃水较浅，而舱体宽大，载粮才多。船的样式尺寸，逐渐定型，故造价也有规定，大致是每艘官价白银100两到120两之间，其中过半木料耗银，另有油漆、麻、铁、炭等材料费，再加工匠银若干。由此推算，明中叶全盛时期的清江船厂，每年产值大约在七八万两银子左右，弘治至嘉靖年间的半个世纪内，淮安造船业累计产值在300万~360万两银子之间。

同是明代中叶迅速崛起的扬州盐商巨富，身家动辄数十万两乃至百万两银子(所谓"藏镪百万"也)，找书苑 www.ｚhaoshuyuａn.com与之相比，淮安这家国营巨无霸船厂，对地方经济的贡献，乍看之下，并不算多。

这一方面固然说明，不论是明朝还是今天，制造业挣的都是辛苦钱，很难跟依靠垄断政策暴富的行业(如当时的盐商，或今日之"油老虎")较量;同时也不能忘了，清江船厂是在专制王朝的"计划经济"制度下，按政府"统购统销"要求造船，根本没有市场概念和盈利空间。

不过，数千名造船能工巧匠的长期聚集，大量造船物料的采办运送，加上管理一家大型联合企业所需要的复杂制度安排，使得经济本已极为繁荣的淮安，比起以垄断淮盐市场致富却缺少实业支撑的扬州，某种程度上又胜一筹了。

清朝前期，沿用明制，漕运依然是国脉之所系，清江船厂的生产规模和行业地位一如既往，每年仍需造漕船560艘及遮洋海船50艘左右，只是管理制度上有所调整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漕运环境发生了变化。如顺治初年至康熙年间(1644~1722年)，全国漕船数为14500艘上下，雍正四年(1726年)减少到约6400艘，此后直到咸丰元年(1851年)，都维持在此数量上。漕船需求量减少之外，黄淮又经常泛滥，阻断漕路，令造船物料不能按时送达，加之船政弊端丛生，清江造船厂逐步遭到裁撤。

史料记载，乾隆六下江南经过淮河时，所乘坐的"龙船"经常停泊在清江船厂属下的直隶厂码头，可见"龙恩"之眷顾。但是，这已挡不住一位叱咤中国造船业近四百年的"巨人"黯然退场的脚步了。